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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當代西方發展倫理學初探

一、四個來源

發展理論及其實踐在道德上的確立有以下四個來源:

第一,20世紀40年代,社會活動家和社會批評家對傳統的、殖民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批判 。代表人物有印度的甘地(Gandi)、拉丁美洲的保羅·布瑞畢希(Raúl Prébisch)和非洲的 福潤茨·法諾(Frantz Fanon)。他們強烈要求獨立與自由,維護本民族利益,致力於本土化發展。

第二,20世紀60年代以來,受法國經濟學家路易士·J萊布瑞特(Louis-Joseph Lebret) 社會科學家古納·默達爾(Gunner Myrdal)等人的影響,美國的鄧尼斯·古雷特(Denis Go ulet)率先提出“發展”的概念需要重新定義,並將其置於道德爭論之中。在發展倫理學領域中,古雷特是一位先鋒人物。他認為發展理論的計畫和實踐向人類提出了新課題,並 在一個更廣的發展意義上,區分了三個基本因素和核心價值:生存(life sustenance),主 要涉及到基本需要的滿足,發展的目標是使人們擺脫貧困,同時提供基本需求;自尊(self- esteem),涉及到自重和獨立性,發展即消除與低下的經濟地位相聯繫的被支配和依附的感 覺;自由,是指擺脫貧困(want)、無知(ignorance)和卑賤(squalor)這三種罪惡,使人們具有更大的能力決定他們的命運。此外,從他的《嚴峻的選擇:發展理論的新概念》這類著 作中,我們得到全新的啟示:那種以人類的痛苦和遠期發展目標的喪失為代價的所謂的發展 實際上是反發展的,它不符合人類發展的本質要求。

第三,發展倫理學是以英美哲學家為主體的、各國道德哲學家不斷拓寬和深化的、有關解除饑荒和食品援助的哲學爭論的結果。20世紀70年代早期,作為對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關於解除饑荒的功利主義爭論和葛籣特·哈丁(Garrett Hardin)“救生艇”倫理的回應,許 多哲學家開始探討發達國家(或者發達國家中的人)在道義上是否有義務去幫助發展中國家裏受饑餓困擾的人們;如果有義務,其性質和基礎是什麼,義務的程度又該如何等問題。 20世紀80年代初,尼格·道爾(Nigel Dower)O.奧尼爾(Onora O'Neill)和傑羅姆·M 格爾(Jerome M.Segal)等道德哲學家逐步達成一致意見,認為解除饑荒 和食品援助只是 解決饑餓、貧窮、落後和國際間不平等眾多問題中的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真正需要的 ,不僅僅是道義上的援助,而是更為廣泛、更富經驗性的資訊溝通渠道,與第三世界發展中 國家的倫理道德相適應的政策,以及全球範圍內的政治、經濟新秩序。這些更具實質性的幫 助和更加公平合理的南北關係,依賴於對“發展”的正確理解。

第四,保羅·斯特瑞頓(Paul Streaten)和阿瑪蒂亞·森(Amartya Sen)的工作成果。這兩位 經濟學家,都是從事全球經濟不平等、饑荒以及欠發展問題研究的。他們運用按照倫理原則確 立起來的發展概念,來審視和抨擊現實社會中存在的種種不平等的、欠發展的現象,並致力 於將經濟學和倫理學有效地結合起來以處理人類發展所面臨的亟待解決的問題。以P斯特瑞頓的“人的基本需求”戰略為基礎,阿瑪蒂亞·森主張發展不能僅僅理解為經濟增長、工業 化或現代化。財富、收入、技術進步、社會現代化等是為人的福利、人的目的價值服務的, 它們固然可以是人們追求的目標,但這些充其量只是發展的手段而已,最終只屬於工具性的 範疇。他進一步認為,以人為中心,最高的價值標準就是自由。發展可以看作是擴展人們享 有的真實自由的一個過程,應該是人類運用價值能力和職能的擴展,如規範人的行為(什麼 是能做的,什麼是不能做的);延長人的壽命;預防可以避免的疾病;獲得足夠的生產、生活資料的能力;擁有學習和與外界交流的機會;專注於藝術和科學追求的條件等。

在發展倫理學的建立和逐步完善的過程中,以上四個來源都產生過深遠的影響並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今,發展倫理學在拉丁美洲、亞洲、非洲和歐洲的一些地區被廣泛實踐著,它基於哲學的思辨性和倫理道德的普遍性,與各個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相區別又相聯繫,共同 致力於解決發展帶來的一系列問題。

二、研究內容

目前,發展倫理學研究主要涉及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發展理論的研究。包括“發展”是否可以繼續用來描述全新視野中發展的概念;這裏所研究的發展是基於倫理原則確立起來的,那麼(好的)發展的標準是怎樣的;一個社會基本的 經濟、政治、文化的目標和策略應該是怎樣的,這些目標和策略在選擇和制定的過程中應該遵循什麼原則;發展倫理學的研究範圍應該由誰來確定,用什麼方法等。

二是發展實踐的探索。主要研究在與發展相關的政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中,會出現哪些問題,這些問題應該如何解決;怎樣理解發展帶來的負擔,怎樣分配發展帶來的效益;誰應該對 發展的結果負責,是國家、政府、社會還是市場;發達國家、國際機構、非政府組織和個人在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應該起到什麼作用;對於(好的)發展而言,什麼是最嚴重的地區、國家、國際障礙;在何種程度上,道德懷疑主義、道德相對主義、國家主權和政治的現實主義對跨越道德界線的研究提出了挑戰等等。

在發展倫理學的研究框架內,倫理學家們對於基於倫理原則確立起來的發展觀初步達成了一系列共識。

第一,發展倫理學是包括多種學科、含有理論和實踐成分並綜合了多種研究方法的領域。發展的理論及其實踐具有倫理的、價值的維度,並且發展可以從明確的倫理分析及其批判中獲益。由此,發展倫理學家們不是單純把發展理解成描述社會的變革,而是主張明確地定義這 種社會變革的深刻內涵,並在一般性和特殊性的不同層次上進行反映。因此,發展倫理學應該確定:(1)基本的倫理原則;(2)發展的目標和模式,如“經濟增長”、“平等增長”、“ 基本需要”以及“可持續發展”、“結構調整”、“人類發展”;(3)具體的政策和策略。

第二,發展應該消滅剝削和解除人類痛苦。儘管不同的發展倫理學家理解發展問題都有自己 不同的方式,然而在這一點上卻是一致的。以環境為例,他們認為發展的進程不能以環境的惡化為代價。人類應該尋找一種既能促進人類發展又能保護生態環境的發展戰略,這一戰略 的實施可以使兩者相互加強從而形成良性迴圈。小到環境保護,大至發展目標,都不是一個 國家或地區獨自努力就可以實現的。從三層意義上看,發展倫理學家們的工作具有廣泛的國 際性:(1)來自許多國家,包括發展中國家的倫理學家們正致力於這項事業;(2)他們努力達 成國際間的廣泛共識;(3)這種共識強調一種解除世界範圍內剝削的義務。

第三,發展標準在解決了一些問題的同時,也會引發許多新的問題,尤其涉及到道德評價問 題。我們可以從描述性和規範性兩個角度來評價“發展”。從描述性的角度來講,過去,“ 發展”通常被定義為經濟增長、工業化和現代化的進程,由國內生產總值所決定。因此,可以認為一個“發展”的社會是不能進行道德評價的,無所謂善或惡、頌揚或批判。但是,從規 範性的角度來講,一個發展的社會,從農村到城市,設立的機構應該實現或近似實現發展的 目標,即解除經濟剝削,消滅社會壓迫。這樣,規範性意義的“發展”一詞,就類似於褒義 的形容詞如“好”或基於倫理的“公平”,並且可以進行道德評價。而如何看待與運用道德 評價標準,則需要平衡與協調。

第四,發展戰略的制定極具敏感性並有普遍性,儘管部分發展倫理學家主張至少有一些基本 的發展原則和程式是與特定的某些發展中國家相關的。對於特定的某個社會來說,最優的發 展戰略的選擇,如政府計畫供給、市場機制調節或是綜合運用,都取決於這個社會的歷史和 社會改革的階段,同樣也取決於地域的和全球的政治、經濟環境。然而,這種關於發展模式 和戰略選擇的包容性和對於某種發展模式的一致排斥性是不矛盾的。例如,多數發展倫理學 家反對兩種發展模式:(1)一個社會的經濟增長趨於最大化,卻不用創造出來 的財富為本國 人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這就是阿瑪蒂亞·森和傑·德熱茲(Jean Dreze)所說的“無目的 財富”;或者是,實際收入的得益未能分潤到人口的各個階層,這就是克勞特(R.Clowet) 到的“無發展的增長”。(2)獨裁主義。在這種發展模式的社會中,人們生理需要的滿足以 政治自由的喪失為代價。因此,阿瑪蒂亞·森試圖通過對饑荒問題的分析來說明民主對於發 展的重要性,以及將收入作為衡量權利(entitlements)的尺度的不合理性。

三、爭議及議程

發展倫理學作為一門新興學科,既有共識,也存在爭議。主要表現在:

首先,關於發展倫理學研究範圍的爭論。發展倫理學的原型是“第三世界發展倫理學”。眾 所周知,現在的世界是競爭協同的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封閉系統內實現充分的發展, 要發展就必須進行國際交往與合作。“三個世界”的劃分標準作為冷戰的遺留物,完全有理 由不予採納。但是,發展倫理學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目標和方法的關注,是否應該有所擴展 和超越,目前還沒有達成一致意見。一些專家認為,南北社會的發展模式都存在欠缺,發展 倫理學應該批評存在於世界任何地方的剝削,也應該批評發達國家中客觀存在的欠發展問題 ,因為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貧窮和權力分配不公的現象,這些都應該在發展倫理學的考察範  之內。還有一些人主張,既然發展倫理學家已經明確提出了發達國家的責任問題和全球正義 分配問題,那麼他們不但要約束官方的發展行為,還應該涉足國際商務、資金流轉、移民、 環境公約以及對人權侵害問題做出反應。反對者認為,如果從上述幾個方面擴展發展倫理學 ,那麼其研究範圍可能會因此而變得過於龐雜,最終將偏離原來的工作重心——消除發展中 國家的貧窮和不平等問題。儘管在此問題上爭論雙方存在很大的分歧,但他們都認為發展倫 理學家應該為發展中國家消滅經濟、政治不平等做出努力,並且在充分尊重發展中國家的基 礎上確定“南北關係”和“南南關係”。進一步來看,即使在主觀上,人們不刻意擴展發展 倫理學的研究範圍,但是在客觀上,與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國際貿易、軍 事干涉、國際組織的道德標準,是否也應該相繼確立並納入發展倫理學的研究框架內,以達 到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的目的呢?

其次,不同類型的發展倫理學家之間也存在著激烈的爭論。 歷史上曾先後出現過三種類型的發展倫理學家。 第一種類型是“普救論者”,如功利主義者和康得主義者,他們回擊發展的目標和原則是普 遍適用於所有社會的,對不同形態的社會都具有約束力。第二種類型是排他主義者,尤其指 共產主義者和後現代主義的相對論者,他們回擊普救論者帶有種族中心主義和西方文化的帝 國主義面具。贊同發展的排他主義者,既不刻意回避能適用於不同社會的普遍原則,又不承 認惟一的程式性發展原則,他們認為每個國家或社會都應該運用自己的傳統,基於各國的實 際情況決定適合自己發展的道德和途徑。第三種類型的代表人物有瑪薩·努斯鮑姆(Martha  Nussbaum)、喬納森·格拉沃(Jonathan Glover)、塞拉·本哈彼博(Seyla Benhabib)、大衛 ·科洛克(David Crocker)。為了避免陷入前兩者之間的僵局,他們主張發展倫理學家們應  達成一系列跨越不同文化背景的共識。其中,一個社會可以自由選擇自己的發展道路是眾多 基本規範之一,這些規範要具有廣泛的普遍性,適用於不同社會,包容極其敏感的社會差異 

再次,發展中的社會還可能面臨許多重大的價值衝突與挑戰。比如,發展可能導致傳統 文化、宗教、風俗習慣的改變,這與使用新機器代替舊機器不同;人們不會為廢棄的生產方 法和淘汰的技術而落淚,然而,在文化事務方面,消失的傳統卻可能令人百般懷戀。放棄古 老的生活方式會導致極度的痛苦和深深的失落感。對於發展中普遍面臨的這種如何取捨的價 值判斷問題,有些人爭論說,發展實際上可能對國家有害,因為它可能會使傳統和文化遺產 消亡。然而,這樣的反對意見經常會被迅速否定,理由是富裕而幸福比貧困而傳統更好。以  瑪蒂亞·森為代表的發展倫理學家們認為,應該由社會來選擇和決定是否要採取行動以及 採取什麼樣的行動來保存舊的生活方式,或許還要為此付出相當大的經濟代價。問題在於付 出的代價,與這個社會對所保存物件和生活方式所賦予的價值,兩者之間應該保持平衡。

總之,發展倫理學的目標在於,運用倫理學的睿智,經濟學的理性,通過多學科和跨文化的交流,促進全人類的幸福和國際間不同國家的共同發展。雖然發展倫理學興起於西方,但是從事這一領域 的專家遍佈世界各地。現在已有來自五十多個不同國家,跨越三十多個學科和專業的五百多 名專家,正式加盟國際發展倫理學協會,共同致力於這項新興而偉大的事業。正如阿瑪蒂亞 ·森所說的,歷史的進步需要道德的提升,真正既發展了經濟,又發展了道德;實現了全面 發展,才是人類社會所需要的。

參考文獻

1]厲以寧:《經濟學的倫理問題》,三聯書店,1999

2 阿瑪蒂亞·森:《倫理學與經濟學》,王宇等譯,商務印書館,2000

3A.P.瑟爾沃:《增長與發展》,郭熙保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1

4]阿瑪蒂亞·森:《以自由看待發展》,任賾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2

5David Crocker: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thics,

http://www.bu.edu/wcp/Papers/OApp/OAppCroc.htm.

6D.Goulet,The Cruel Choice:A New Concept in the Theory of De velopment,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71. 7A.Sen,Values and Development,Oxford:Blackwell;Cambridg 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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