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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希達〈世紀與寬恕〉摘要(下)

《論壇報》:那麼您就永遠遊離在寬恕的“誇張”倫理觀––純寬恕與從事實質性和解進程的社會現實之間了?

德希達:您說得很對,我就遊離於這兩者之間。這裡沒有權力,沒有意願,也沒有裁決的義務。這兩極之間絕不能互約,可又不能分離。要影響政治,或者說要影響剛才您談到的“實質性進程”,要影響法律就必須參照您剛才所說的“寬恕的‘誇張’倫理觀”。

……我們再回到人權的問題與反人類罪及主權問題上來。這三大主題從未像現在這樣與公民空間與政治語言連在一起。盡管主權的某些含義實際上往往與人的權力、自治權、解放的理想––其實就是與自由的理念本身連在一起,與人權原則連在一起,但是人們為了懲罰或者防止反人類罪,往往以人權的名義,去通過國際干預來限制某些聯合國成員國的主權。但這只針對某幾個成員國而已。最近的例子是對科索沃和東帝汶的干預。這些干預的性質與目的是不同的。讓我們永遠警惕,如阿蘭特(Hanah Arendt)也明確提醒的那樣,這種對主權的限制,從來只適用於(肉體、軍事、經濟上)可能企及的地方,也就是說,它永遠是強國強加於弱小國家的。這些強國在限制他國主權的同時卻惟恐失去自身的主權。他們在國際組織決議上也發號施令。一種秩序,一個既成事實的國家,或者因為符合強國的利益而得以存在、鞏固;或者相反,逐漸解體,陷人危機,並受到觀念的威脅,諸如根據有關種族滅絕、酷刑及恐怖主義公約而定的新“人權”或“反人類罪”等等。

在這兩者間,一切都取決於實施這兩個概念的政治。……1964年,也就是昨天,當法國認為應當把反人類罪定為永不失時效的時候,她就暗暗地在法律中尋求某種超法律。永不失時效,作為法律概念,我們前面已經談到,決不是不可寬恕。我再回到這點上來,永不失時效,使無條件性、寬恕與不可寬恕性都具有超越性,具有非歷史性,尤其具有某種永恆,它是超越歷史與時間的最後審判,是法律時代的終結。反人類罪,將會永久地、永恆地、自始至終到處受到審判,而法律檔案永不再會被銷毀。這寬恕與不可寬恕的某些理念使立法者與國會議員們受到啟發,比如,他們在法國,或在更大的範圍內,在改革國際法、建立國際法庭的時候,為反人類罪的永不失時效性立法。這清楚地表明,盡管有著理論性、思辨性、純粹、抽像的表像,對寬恕絕對嚴密性的思考已經開始,並且完全貫穿在具體的歷史事件之中。這樣的思考能夠促進政治、法律的變革,而且它是無止境的。

既然您提醒我“遊離”在這些看來無法解決的難題之間,那我就試從兩個方面來回答。一方面,必須承認,在政治上以及政治之外,存在著,應該存在著“無法解決性”。……另一方面,如果把您說的“實質性和解進程”稱為“政治”的話,那麼,我在重視政治上的緊急性的同時,仍然相信我們始終沒有完全被政治體制所限定,尤其沒有被公民性、國家–民族法定表像所限定。難道我們不能在情理之中接受,當涉及到寬恕的時候,有某種超越一切機制、一切權力、一切政法機構的東西存在?我們可以想像,某個人,自己與同代或上代的家人都是極惡的受害者,他要求法庭償還正義,審判懲罰罪犯,而他心裡卻在寬恕。

《論壇報》:那麼相反的情形呢?

德希達:相反的情形當然有。我們也可以設想並接受,一個人永遠不寬恕,即使是在開釋與大赦程序出現之後。這一體驗的私密性是存在的。它應該是純淨的,與法律、政治和道德本身無關,也就是絕對的。不過,我倒要將這超政治的原則變成一個政治原則,一種政治規則或政治立場。在政治上,也必須尊重秘密,尊重超出政治或不屬於司法範圍的一切。這就是我稱之為“未來的民主”。在我們上面談到的極惡中I,因而也在對不可寬恕進行寬恕的謎語裡,存在一種法律政治無法接近的“瘋狂”,更談不上控制它。試想一下,一位恐怖主義的受害者,一位其孩子被抹了脖子或押送集中營的父母,或家人死於焚尸爐的受害者,無論他說“我寬恕”或者說“我不寬恕”,在這兩種情況下,我都不能肯定能理解,我倒是可以肯定不理解,但無論如何,我沒什麼可說的。這一體驗區域是人們無法進入的,我只能尊重它的神秘性。而餘下能在公眾、政治、法律方面做的事情也同樣困難。拿阿爾及利亞為例。我理解、甚至贊同那些說如下話語的人的願望:“要建立和平,這一國家得生存下去,夠了,這些可怕的屠殺,必須全力制止它們。”而為此,可以用計甚至說謊或含糊過去(就像Bouteflika說:“我們將釋放雙手不沾血的政治犯。”)…………無論怎樣,我都不會把“寬恕”一詞這樣的大問題簡化成為那些“進程”,而在這些好像是那麼復雜和不可避免的進程中,寬恕問題首先被介入。

《論壇報》:復雜的是介於政治與絕對倫理之間的遊移。鮮有國家能避免這樣的事實:它可能是問題的根源,這就是有罪行、暴力發生,用Rene Girard的話說,就是奠基的暴力,而後,寬恕一詞變得十分通用,以證實國家的歷史。

德希達:所有的國家––民族均誕生和建立在暴力之上。我相信這一不容置疑的真實。甚至都不用拿殘酷的場景來展開這一話題,我們只需指出一種構建法則:國家的創建總是先於法律的建立,因而創建本身就在法律之外,是暴力。……在人們所說的嚴格意義上的“殖民主義”出現之前,所有國家(我甚至敢說,所有的文明,而不玩弄詞藻和人類學的概念)都有它們的殖民侵略起源。奠基是為了遮蓋暴力;奠基尤其試圖籌劃遺忘,有時通過慶祝偉大的開端並將之兌現。

……我們必須特別提高警惕,因為國際法尚還過於依賴強國。此外,當一些國家以普遍人權或反人類罪的名義付諸行動,往往已經把國際法變得有利害關繫了,它要考慮復雜而有時是矛盾的策略,它還受制於那些不僅惟恐失去自己的主權,而且在國際舞臺上發號施令、急於在這兒或那兒插手的國家。我們不時地回到主權問題上來。我們談寬恕,而讓“我寬恕你”,有時會變得不可忍受、令人髮指甚至是淫穢的。……每每寬恕在事實上被實施,就似乎意味著有某種至高無上的權力。這可以是某個高貴而強大的靈魂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也可以是一個國家的權力,這個國家具有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有著力量去組織訴訟、實施判決,或宣告無罪、大赦、寬恕。如果,像JankelevitchArendt所闡述的那樣(我對此有保留),人們只有在審判、懲罰並作出評估時才去寬恕,那麼,判決機構的設置就意味著一種權力,一種強力,一種最高權力。

您知道有一種“修正主義”的論點:紐倫堡法庭是戰勝者的創造,它為這些戰勝國服務,無論立法、判決、懲罰、宣判無罪等都是如此。我所夢想的,我所試圖設想的,就是,寬恕的“純粹性”要配得上寬恕這個詞,它應該是一種沒有權力的寬恕:無條件的而又不帶絕對權力。最困難的工作––它既是必須的又看來是不可能的,就是將無條件與絕對權力分離。人們有一天會這麼做麼?正像俗話所說“你且等著吧”。然而,既然這一還不太像樣的工作,其假設已經誕生––盡管它對於思想似乎是一場夢,那麼,這一瘋狂就不一定真的是那麼瘋。

 (全文完)

此文原刊載於199912月的法國(論壇報)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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